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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包拯人稱包青天，乃是北宋的名臣。他是古代的技術官僚，做過地方首長，駐契丹特使，在戶部及工部當過高級幕僚。後來做到首都市長(開封知府)、監察院副院長(御史中丞)、副參謀總長(樞密副使)等。

  官位不是最高，但因他管的都是實事，因此他的見解和古代的文人官僚很不同。

  從明代學者黃准與楊士奇所編纂的《歷代名臣奏議》，我們即可看出，包拯所寫的奏議，的確與其他人不同。

  北宋是一個積弱的時代。他因為深知時代之弊，寫的奏議很著重問題的癥結。歸納起來，他注意的是下述三點：

  一、當時的皇帝宋仁宗，軟弱無能，由於缺乏了知人之能，他便特別喜歡用親信。而包拯對「親信政治」的觀察，極為準確。

  他指出，親信政治會造成官場的務私不務公。親信的犯錯也會被皇帝偏袒，於是遂無能氾濫。

  他說，親信政治會出現：「挾奸佞則蔽善而背公，溺愛憎則賣直而嫁禍。」這是官場的反淘汰，會造成官僚體系責任心的蕩然，以及遇事就推拖的惡習。包拯談親信政治，便讓我想到今日的台灣。

  二、親信政治除了助長無能推諉之外，包拯還指出，它會使官場的奢靡浮華擴大。

  北宋初期還很儉樸，但到了後來，就在寵臣的帶頭下，穿金戴紫，臣僚士庶也跟著有樣學樣。這種壞風氣一但形成了習慣，「上下相蒙，無敢言者」，而奢靡浮華，則是貪腐知淵數。

  三、由於包拯做過戶部及工部的高級幕僚，他對全國的歲入、歲出等實際問題，知之甚評。

  他發現，國家歲入固定，但政府公務員數目卻不斷增加，「冗吏耗於上，冗兵耗於下」，會造成國家財政敗壞。

  古代並無赤字舉債這種做法。當政府的人事成本無限增加，則只會對人民橫徵暴斂。

  因此包拯指出，政府軍公教的用人成本，一定要大刪；官吏的考選要減少，冗雜人員要淘汰；養兵要減少，不必要的工程要停止。政府的支出必須說改就改，「若不銳意而改圖，但務因循，必恐貽患將來。」

  包拯是十一世紀的人，距今約一千年前。他指出，政府的軍公教人事負擔太大，會拖垮整個國家的財政、拖垮民生。他的議論，縱使今日讀來，仍有振聾發聵的功效。

  中國古代有「奏議」這種文體，它是諫官和其他大官寫給皇帝的意見。這種文體也等於是「書生論政」的一種形式。

  古代的奏議裡，由於多半是書生論政，議的主要都是原理原則，空泛的多、務實的少。包拯因為做過地方官，戶部工部的技術官僚，他的奏議就比較務實，且有很多真知灼見。

  他談親信政治及政府公務員氾濫，其實對今天的台灣，真的很有價值。